但问题在于，这种区别对待的理由何在。

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99页。因此，承认个人信息权益的公法权利属性，不会膨胀公权，而能限制公权。

信息保护（Datenschutz）一词源于1970年德国黑塞州的信息保护法，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首部专门法律，后经1981年欧洲理事会《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正式转译为英语中的data protection（法语为protection des données），进入国际法律文本，对欧洲各国的后续立法产生深远影响。[71]因此，对私人信息处理者而言，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是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除非立法有例外规定。然而，实践中仍存在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限制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现象。这里的第三方包括来自外国的侵害者。[11]③主张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并非简单的一部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而是具有如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相同法律地位的规定。

[65]后者的范围大于前者。这种内在限制不应过大，否则会不当限缩宪法保护的范围。这主要是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所主张的。

对于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法定范围更是没有触及。一、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提出与认知迷失 应该说，行政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已经提出了行政程序法定原则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应用着这一原则。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则仍须解决本文序言部分提出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行政程序法定原则，行政程序法定原则对行政程序提出哪些基本要求，哪些行政程序需要遵循法定原则。但其他省市的后续改革，则未有类似授权。

2011年10月27日，被告以遗嘱未经公证，又无‘遗嘱继承公证书为由，书面回复不予办理，且以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的相关规定为其依据。例如，在黄石坤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黄石市国土资源局案[13]中，原告指出，被告没有遵循行政行为的程序法定原则和程序正当性原则，因而，被告作出该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现在，一般认为正当法律程序必须具备中立性、参与性与公开性三个品格。这一改革于2015年在上海浦东新区开始试点，后在其他省市逐步推开。在鲁云富、鲁全成等诉邓州市桑庄镇人民政府等资源行政管理案[25]中，针对原告提出的被告在作出建房许可时未告知听证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被告辩称，其行为是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作出的，本案也不属于被告应当告知听证的法定情形，因此，根据程序法定原则，二原告认为被告未告知听证程序违法无法律依据。原因是，每次去提交材料时，办事人员都要求他补充一份材料，先后共要求补办无犯罪记录证明、公司在职证明、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外派人员资格证明、本地身份证等5份材料。

既然如此，当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要遵循法定原则时，义务性程序遵循法定原则就成为必要。[53]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经由限缩解释或者目的性限缩，避免减损不该减损的权益或者增加不该增加的义务，将减损权益或增加义务的行为尽可能限制在法律规范的核心文义或者目的范围内。我国法律界虽已提出和应用着行政程序法定原则，但对这一原则缺乏正确认识，从而与正当程序原则、合理原则（比例原则）、法的安定性原则相混同。[48]参见杨登峰：《法无规定时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1期，第197-199页。

而在前引陈爱华案中，义务性程序的设定等于剥夺了行政相对人对其房屋的所有、使用和收益权。据估算，改革后第一年仅往返交通费就可以节省200多亿元。

[3]考察这些文献可以看出，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确立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基本要求等方面，其观点可概括为两点：第一，确立行政程序法定的必要性在于实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性。[28]除此之外，针对行政相对人设定的期限与办事流程等也属于义务性程序。

如赵博案称，法律虽没有设定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许可所要遵循的具体程序性义务，并不意味着其就可以不要程序，在行使职权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上享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而程序合法的底线在于正当程序原则，行政机关在此情况下应当遵循这一法律原则。笔者以为，行政程序法定原则既然以法定为核心概念，就应当与其他法定原则（如税收法定、处罚法定、强制法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的含义保持一致。如果立法主体未尽明确立法之义务，致使法律规范有歧义，为保护公民权益，应选择对其有利的解释结论。而依据法治原则，判断行政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法定原则的基准应当是该行政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且符合表达该法律依据的法律条文。即便结合上下文来看，也不明确，看不出该用语与案件有关联。这种现象在人民法院裁判理由中也大量存在。

与此相对应，对于行政主体而言，这些程序对它们则是有利的，本质上是它们所享有的一种程序性权力。因此，《决定》的规定虽为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确立提供了一定指导，但它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解释，在怎样的意义上确立行政程序法定原则仍面临艰巨的论证任务。

其生成逻辑是，减损公民的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只能由立法主体以立法形式规定。即使法律中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行政机关也不能认为自己不受程序限制，……。

[40]除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外，还有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程序正当提出的总体要求。从这种先后逻辑关系看，义务程序法定恰好与侵害行政法定一脉相承。

干预性行政行为的程序中也包含一些义务性程序，反之，给付性行政行为的程序中也包含一些权利性程序。2018年2月，放开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异地办证，全面放开户籍居民配偶、父母、子女异地办证。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事前告知、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听证和送达等程序，[26]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听证制度，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执法身份证件出示制度、通知当事人到场制度、理由说明制度等，都属于这种程序。[20]参见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行初146号行政判决书。

[5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这充分说明，我国法律界对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未厘清，未能使这一原则与其他法律原则与制度协调一致。

同时，就申请人应提交的材料，取消了提交户口簿的要求，并对该条中的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增加了较为严格的程序性限制规定，即改为省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报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的其他材料。但在这些案件中，程序裁量合理性也成为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第四，正如并非所有实体行政行为都遵循法定原则一样，并非所有的行政程序都遵循法定原则。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在要求或内容，随时代发展而变化。

有利法律溯及是对实体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排除原则，在刑法和行政法中得到普遍应用。这两个方面须有机结合，不可偏废。[30]干预性行政行为也被称为侵益性行政行为或者不利行政行为，给付性行政行为也被称为有利行政行为或者授益性行政行为。进一步分析这些案例可以看出，不论是律师还是法官，均没有对这一原则及其内容或要求形成全面、清晰的认识。

[29] 权利性程序与义务性程序是站在行政相对人权益的立场上对程序进行的分类，总体与行政行为实体内容的分类相对应。上述六种情形，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第一种，涉及行政程序法定原则概念的界定。

第五，界定违反法定程序应分两种情形：权利性程序应以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为标准，义务性程序应以是否符合程序法定原则为标准。2016年，居住证持有人可在居住地异地办证。

[38]关于正当程序原则适用范围的发展变化，参见杨登峰：《法无规定时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1期，第193-197页。[5]参见赵华强：《行政程序法定——依法行政的关键》，载《法学》1998年第11期，第55-56页。